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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思电子 “野蛮生长”的电子烟小镇

发布时间 : 2025-05-04

作者 : 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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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的电子烟小镇

“十几年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在风雨飘摇中生存下来的。”随着电子烟被推上2019年的创投风口，电子烟行业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如今李军(化名)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来自官方和舆论的“压力”。

李军是深圳一家大型电子烟生产企业的创始人。在宝安区下辖的沙井镇起家，慢慢地越做越大。

数据显示，沙井、松岗、福永等地已成为世界电子烟产业基地，为全球市场生产了90%以上的电子烟。

11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指出，目前，国内电子烟市场混乱，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产品存在不安全成分添加、烟油泄漏、劣质电池等严重质量安全隐患。特别是一些电子烟企业为了提高产品的吸引力，随意添加各类添加剂以改变电子烟口味和烟油颜色，对消费者特别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危害。

新京报记者在深圳多家电子烟企业走访发现，电子烟市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背后，是行业长期“野蛮生长”，国家标准缺失，官方监管失位，部分生产商对原材料缺乏管控的严峻现实。

而今，各类关于电子烟的监管政策频出，电子烟再次走上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电子烟小镇的黄金时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描述，电子烟是一种通过加热溶液传送气雾供使用者吸用的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溶液一般由尼古丁、丙二醇、甘油和添味剂构成。2003年，中国药剂师韩力发明了世界第一款电子烟并推向市场，即曾风靡一时的“如烟”。

由于“戒烟效果”和安全性未经验证，“如烟”遭到来自多国政府、烟草集团和媒体舆论的封堵与质疑，2013年，历经连年亏损后，“如烟”被国外烟草集团收购。

与“如烟”迅速发展同期，一批创业者嗅到了电子烟的商机，纷纷在深圳投资建厂生产电子烟。看到“如烟”在国内市场碰壁后，这批创业者选择将所有产品出口。

渐渐地，深圳宝安区下辖的沙井、松岗、福永等地成为世界电子烟产业基地，为全球市场生产了90%以上的电子烟。据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截止到去年8月的统计显示，国内678家电子烟厂家中，深圳占了86.7%。

而沙井则是这座世界工厂的发源地。据业内人士介绍，在这个总面积35.79平方公里，总人口约90万的小镇上，至少聚集着四五百家电子烟代工厂。任意走进一处工业园区，都有可能在一栋厂房内找到一家小型代工厂。

朱晓春是深圳最早一批电子烟代工厂的创始人之一。

“2007年左右，我带了一批人出来，在沙井开始做电子烟。”朱晓春觉得，如烟的“倒掉”是因为过度宣传电子烟的“戒烟功效”才在市场碰壁。“其实在全世界，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说电子烟是戒烟产品，它只是替代品。”

2008年，李军也进入了电子烟行业。

李军说，当时，业内还没有品牌商和代工厂的区别，整个行业的电子烟工厂“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都是非常小的，一个公司就二三十号人。”他的老东家那时一天能出50套电子烟就很开心了。

“那时候卖出去的电子烟不是冒烟就是冒火。那又怎么样?没关系的，也是赚钱的。”

做了两个月的结构工程师后，生产电子烟对于李军来说已经非常简单，“我直接就可以做出来。”

成立自己的电子烟厂是三年后的事了。据李军介绍，当时行业的第一个风口已经到来，花几千块钱注册一个营业执照，再在电商网站上花29800块钱注册一个平台几乎是投资办厂的全部成本。只要把产品图片挂到网上，就会有海外客户下订单，挂的图片越多，曝光率越高。客户一下订单，就可以开工，元器件供应商的款项则可以月结，“刷脸就行了。”

“租个鬼的厂房，在民房里干就好了，一室一厅，月租700块，请四五个人就可以生产了。”

电子烟工厂内的生产流水线。工人们正在注射烟油。

李军的第一个工厂设在了一家洗车场的二楼。他花1500块钱租下了那里，除了创始团队外，厂里不需要另请工人，大家忙不过来时会把一些元器件发给附近居民区的家庭妇女或门店老板，“她们帮我把简单的东西全部装好，早上拿过去，晚上拿回来，按件计费，到了我们这里只要焊根线就出货了。”“这是成本最低的创业方式”。

除了廉价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外，在李军看来，深圳宝安区下辖的沙井、福永、松岗等地能成为电子烟生产基地是时势使然。

“不管是手机还是无人机，或是电子烟，在深圳，只要是电子产品都可以做出来。”李军说，深圳有完善的电子产业供应链，而当时恰逢深圳开始把加工制造业和电镀、喷油等污染型产业往郊区转移，沙井等地则正好承接了这些产业。

“刚好在天时地利的时候，做电子烟就像捡钱一样。”

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涌来，客户从网上下单，直接把钱打到公司账户，没人会要求来看看吸入口中的电子烟是从什么地方生产出来的。李军已经记不清第一笔订单来自哪里，他只记得第一年的三个月，他就赚了50万。

2013年到2016年是生意最好的四年，客户提货需要先付全款，而工厂可以半年之后再发货。“每天11点钟开门，十点钟就有70多人排队，而我的货只够卖给30个人，全部出口。”李军说。

那是所有代工厂都很“强势”的年代。“那个时候你要买电子烟是吧?等着!”李军说，“有多少货都可以卖出去，爱买不买。”

走出民房

电子烟代工行业的第一代创业者们在积累了原始资金后，开始纷纷走出民房，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也逐渐被现代化生产车间的流水线所取代。

朱晓春的公司目前已经是国内最大的电子烟生产商之一，拥有1700名员工，3个生产基地，两万多平米的生产面积，取得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和国际药品生产管理规范的认证;李军的工厂则几乎每年都会换个更大的地方，从500平米到1800平米，再到6000平米，2015年是他最近一次搬家，普通厂房也在那时换成了无尘车间。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某工业园门口，十几名劳务中介打量着每张过往的陌生面孔。听说有人想找电子烟工厂的工作，一名中介立刻递上了一张招工启事，“工作环境：长白班，空调车间，坐着上班;月工资：5000元-6800元左右”。

“就是坐得时间长了腰疼。”工业园里的一个电子烟生产车间里，王涛(化名)穿着白色条纹工作服，戴着工作帽和一次性口罩，两根食指各戴着一个橡胶套，正在电子烟生产流水线上给烟弹注油并组装吸嘴外壳。

某大型电子烟工厂内，已组装好的电子烟。

烟油缸就放在工位中间，他用注射器吸取了1.3ml烟油，针头斜口紧贴烟油杯杯壁插入里面的吸油棉，缓慢向下推动活塞;注油完成后，将吸嘴壳体对齐装入发热底座，中间还需要让吸嘴与烟油杯中的一根玻璃管对齐，最后用仪器校正。

这是个精细活儿，对专注程度要求颇高，“吸油时注射器不可有气泡;吸嘴壳孔与玻璃管对齐，若偏位，会导致吸力重。”工位作业指导书上的“注意事项”一栏写道。

王涛来自广西，今年21岁。约半个月前经朋友介绍来到现在的电子烟代工厂做小时工，每小时挣20块钱。

在“老工人”的指导下，他用了两天时间就基本掌握了“烟弹注油和组装吸嘴外壳”的全部流程，如今，每过约30秒，他就会拿起一个新烟杯，每天往复一千多次。

“他是还没有适应，像我们早都习惯了，不觉得疼了。”听到王涛抱怨“腰疼”，一旁的陈姐调侃道。陈姐来自梅州，三年前来到电子烟代工厂，负责和王涛一样的工作，“月工资四五千。”

王涛和陈姐的工作只是电子烟组装流水线上众多环节中的一个。某电子烟品牌驻该代工厂的监理蒋雄(化名)告诉记者，细化下来的话，组装一支电子烟往往需要组装发热丝、注油、焊接电池、测试电流、吸阻、组装烟杆等数十道工序，由30-35名流水线工人完成，总耗时少则六七分钟，多则十来分钟。

“这批订单估计不能按期完成。”蒋雄说，由于物料供应不稳定，代工厂的产能也不稳定，有时一天能生产六万支，有时则只能生产两万支;如果一个品牌的物料供应不到位，工人们就会先生产另一个品牌的电子烟。

“军阀割据的时代”

“业内具备无尘车间生产条件的工厂顶多三成，一些小工厂还是跟烂尾楼一样。”某电子烟代工企业的业务员佟东(化名)告诉记者。

“小作坊式的工厂还是大把的，我带你去找的话，随便就能找出七八十家。”佟东说，这种工厂对原材料没有把关，电池厂商淘汰下来的残次品电池也会被他们拿来用。

此前在售的一款廉价烟油。业内人士称，这种烟油抽了之后会“口渴、恶心，舌头会有刺痛感”。

以电商平台上一些“九块九包邮”的一次性电子烟为例，据他介绍，这类廉价电子烟“无非从各个方面偷工减料”，“烟油、电池、烟杆都选最差的材料”，生产成本大概只有四块钱。具体来说，一般电子烟的电池要三块多一块，但劣质电池的成本只在八毛钱左右;大厂家的烟油要300多元一公斤，“要做9块9包邮这种只能用30多元一公斤的烟油。”

“给你都不敢用。”佟东表示，这类烟油的厂商连小作坊都不算，只能算黑作坊。但一些想抽电子烟的，又买不起几十上百块一支的，可能就会选择添加了劣质烟油的廉价电子烟。“只能说它也会冒烟，但抽了之后会口渴、恶心，舌头会有刺痛感”，“卖家也会在网上挂出来烟油检测报告，但其实都是买来的。”

“你想要这种产品，我也可以给你做。”听闻记者“有意”开展电子烟业务，佟东表示。但他也承认，即使是他的工厂生产的自有品牌的电子烟也无法达到“烟杆材质符合食品级材料标准”的要求。

余强(化名)的代工厂在沙井某工业园区的三楼。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不需要穿戴任何卫生服饰就可以随意进出车间，车间内也没有除尘设备。

“只能多安排员工给零部件擦酒精，然后马上打包装。”余强觉得，这样多少可以弥补“环境差点儿”带来的影响。

余强表示，他的工厂只做代工，烟油、电池和烟杆等原材料供应商一般由他和客户共同选定。“材料好坏都有，看你要什么价位的，比如铜，有‘环保(指食品级材质)铜’也有垃圾铜，低价肯定拿不到好东西。”

某大型电子烟工厂内，一批已完工的烟弹。

国内某电子烟品牌负责人吴杰(化名)告诉记者，为了在国标出台之前规范产品质量，他去年组织编制了所在公司的烟油企业标准。

“因为没有标准，市面上各个品牌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其中尼古丁标示不准确、苯系物超标、醛酮类成分超标是最普遍的三种问题。”吴杰表示，部分电子烟还存在重金属超标、亚硝胺超标等问题，“其中某品牌一款咖啡口味的电子烟甲醛超标几十倍，而甲醛是强致癌物，吸入肺部以后对肺功能影响很大。”

“我们也测过仿冒我们产品的假货，烟油质量一塌糊涂。”吴杰说，假冒产品几乎囊括了上述所有问题，并且检测出了多环芳烃，“这是A类致癌物里面致癌性最强的”。

吴杰告诉记者，市场上还存在一些号称加入了维生素C、胶原蛋白、咖啡因、槟榔碱，以及未经验证的植物提取物的电子烟，而这些物质要么无法雾化，要么吸入后会增加人体的未知风险。

“不光是电子烟，食品、药品都是这样，添加一种成分的原则是‘有正面作用，没有过高风险，同时有导入身体的可能性’，而上述成分是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吴杰说，一些小厂商“无知者无畏，什么都加”，会给产品营销带来噱头的就公开宣传，听起来没什么噱头但是会改变烟油口味的则会偷偷加。

“有些小工厂是很杂乱无章的。”某电子烟品牌研发和供应链负责人彭辉(化名)认为，正常情况下，品牌方选择代工厂时应考察这家工厂有没有ISO认证、GMP认证等资质，对于原料供应商则应考察其是否具备提供食品级材料的资质。但是前两年，他曾走访过沙井等地的多家代工厂，发现“十家里面只有两三家具备上述资质”，很多工厂对原材料的把控“基本属于不把控”。

“在电子烟这个行业，很多事情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是可管可不管的，比如一款产品，你可以用一百个人去管控包括零件尺寸在内的方方面面，但是你也可以只让一个人把关就把这款产品生产出来。”彭辉说。

“现在的电子烟市场就类似于军阀割据的时代。”一位今年刚刚入局的电子烟企业老板告诉记者，“以前做山寨产品也有很多人赚了钱，现在有些人觉得今天电子烟很火，没有监管，就想低成本赚一波快钱。明天可能是另一个产品火了，他就去干别的了。”

期待国标落地

在一些从业者看来，电子烟行业的乱象，还在于准入门槛过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时监管缺位。记者采访时，相关政府部门也表达了无奈。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是否对一种产业实施监管，要看这种产业有没有相关准入标准。”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办公室副主任朱新方告诉记者，电子烟生产目前并没有准入门槛，厂家也不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只需要申请营业执照即可，“申请营业执照是非常简单的，申请人只需要提供身份证之类的基本材料。”

朱新方表示，在电子烟没有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市场监管部门没有监管依据和执法依据，无法对其进行质量监管。“即使去查，也只能查厂家有没有营业执照或冒用其他产品商标的情况，再根据其他法律执法。”

记者了解到，“电子烟国家标准”已经立项，正在起草中。

知情人士称，“电子烟国家标准”，包含《电子烟》和《电子烟液、烟碱、丙二醇和丙三醇的测定、气相色谱法》两份文件，分别对电子烟的烟具和烟油提出了规范。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显示，“国标”的主管部门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由其指定的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中国烟草标准化研究所等机构负责起草，立项时间是2017年，项目周期为两年。

对电子烟从业者来说，一旦国标落地，意味着这个行业正式得到国家认可，而不是一直活在“如烟”倒掉后的合法性阴影里。

“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国家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去监督从业者，早晚会出事。”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会长欧俊彪说。电子烟行业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会员企业的产量占据电子烟出口份额的90%以上。成立第一年，该协会制定了《电子烟雾化器具类产品通用规范》和《电子烟雾化液规范》。

“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做的事没什么用，因为我们制定的是团体标准，没有法律支持。”更让他失望的是，国标制定过程中，电子烟行业委员会及其代表的众多电子烟企业无法参与其中。“没人理我们的!哪怕是让我们去提提建议也行。”

此外，部分业内人士对国标草案的具体条文也颇有微词。“里面有很多问题。”某品牌一位不愿具名的烟油研发负责人表示，草案列出了119种允许使用的烟油添加剂，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能添加这119种物质，也没有规定什么样的产品算不合格，对不合格产品如何处理。

“对于行业来说，国标只是一部分，在此之前应该先把监管部门和准入性标准确定下来。”该负责人认为，准入门槛与国家标准同样重要，“希望这个门槛属于中等企业努力一下可以够得上的，不愿提升的企业自然会被淘汰。”

李军的公司办公地点目前在一座大厦的六楼，前不久，他又租下了一楼和二楼，想继续扩大公司规模。但是他现在不敢了。“国标不出，我们头上就总是悬着一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砍下来，这个时候最难受。”

由于美国电子烟监管政策收紧，李军的生产受到了影响，十月份只有一笔订单。

“迷茫。迷茫，现在很迷茫。”他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屋子里，“窗外一片阳光，但是我飞不出去，只能趴在玻璃上。”

新京报记者张胜坡编辑胡杰校对杨许丽

摄影新京报记者张胜坡

生产线智能化了，员工跟不上怎么办？

阅读提示

疫情防控下，更多企业看到智能化生产的重要性。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智能化改造完成度高的企业迅速“复活”。然而，机器换下了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人，随之而来的是，匆忙上马的智能化升级过程不是一路顺畅。技能人才储备不足，员工培训跟不上等等，都是摆在企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专家表示，“智能升级”不是一味的上马“机器人”，前沿科技合理运用的同时离不开员工创新，工人不“升级”，智能化只能算是瘸腿走路。

3月26日，两条自动化生产线上几只机械手臂有条不紊地工作，10名技术工人盯着仪器。这样的生产车间与春节前45人在工作的场景相比显得冷清了许多，可产量不减反增。沈阳这家压缩机制造企业的副总经理陈龙告诉记者，疫情的来临，让他所在的企业加快了智能化改造。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上马智能制造生产线、组织员工远程办公、开展线上业务……疫情冲击下，智能化按下快进键，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为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被疫情倒逼的智能化升级

春节前，陈龙所在的工厂接下不少订单。尽管许多客户同意延期一个月，但如果恢复不到原来的生产力，企业则面临96万元的违约金。该企业共有员工52人，有30余人春节前回了农村老家。2月10日复产时，只有一半能够上岗。返程复工人员短缺，迫使企业贷款120万元，新上了一条全自动生产线。 新的生产线安装完成后，只要5个工人，而同样产量的老生产线需要20人，生产效率提高了150%，而且合格率提高了9%。

“努力打造‘无人工厂’，降低人工成本。”陈龙说。但这不只是将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用自动化来代替，最近他正在要求技术人员把关键岗位的技术要点进行系统梳理，以保证当有些关键岗位的人员不在岗时，其他人也能连续生产。

距离辽宁全面复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沈阳市主干道青年大街沿线的写字楼里，仍看不到多少上班族的身影。原来，许多人在居家远程办公。沈阳奇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便是采取居家办公的企业之一。

疫情中，这家有24名员工的公司采用了远程办公软件——钉钉。“如今，所有工作数据、文件信息都集中存储在办公软件里，管理方便许多。权责明晰，有问题的，好追责；有成就的，也好表彰。”沈阳奇思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悦说。

“做梦也没想过可以带着数千名客户同时看房。”马乐乐是沈阳一家品牌连锁房产中介公司的销售经理，如今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主播”。疫情冲击，她不能带着客户到现场看房。2月中旬，公司和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整理出潜在客户数据，再通过集中推送、直播看房等方式卖房。开展线上业务后，售房业绩恢复到了往年同期水平。

这些只是疫情倒逼企业智能化升级的缩影。随着辽宁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科技寻找新的支撑点。

工人不“升级”，智能化只能瘸腿走路

工业企业的核心就是稳定生产。对于自动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企业，疫情期间用工荒问题则凸显出来。

“机器换下了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人，随之而来的是，缺少机器维护管理的高技能人才。”陈龙告诉记者，智能化升级过程不是一路顺畅，一面要劝员工返岗，保障员工队伍稳定，加班加点赶工期；一面还要加紧培训员工，尽快运转新的生产线。 “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被一下子放大了。本来半年内完成的智能改造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工人超负荷工作，还要参加培训。请不来专家进厂培训，只能视频培训，效果并不理想。”陈龙说，工人不“升级”，智能化只能瘸腿走路。

另一个凸显的问题则是人员物料调控不完善。 沈阳市一家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车间主任蔡国明有着丰富的生产一线管理经验，这次的疫情为他的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他要保障复工人员的安全，上下班、打卡、食堂就餐时最容易出现人员密集。对于疑似及确诊员工病例路径、接触范围的锁定也让他非常头疼。目前，除了每天上报健康情况，企业还是没有更加智能化的解决手段。除了人员管理，物料调控也遇到同样问题。 比如，在复工复产中如何统计防疫物资的使用量，做到及时补量分配。蔡国明告诉记者，现在基本上都是人工记录为主，通过数据平台和支持系统做到更智能化解决的并不多。

2月13日，距离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2月17日复工的计划只剩几天，可22家核心供应商的复工申请尚未得到当地政府批准，即便华晨宝马复工，也会面临再次停产的风险。

这一问题也是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根据《2020辽宁省中小企业疫情影响调查报告》，开工之后，企业面临供应协同难度比较高，包括上游供应商是否产能充足、物流调配是否及时等问题。目前，大数据、云计算等在产业协调上应用程度仍然不高。

自动化生产、控制离不开工人创新

“即使工业机器人大规模应用，人的作用仍旧无可替代。无论是在自动化生产的两头，还是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目前还是需要由人来完成，更离不开工人的创新。”陈龙说。

制造企业生产智能化，一些劳动强度高、有毒有害比较危险的岗位环节被机器替代是大势所趋。与之相伴的是对上岗操作技能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企业的智能改造能力有限，还需要政府协调对接相应资源。”蔡国明说。《2020辽宁省中小企业疫情影响调查报告》指出了企业诉求：中小企业自身IT能力较弱或者负担不起IT改造费用，无法用新手段应对疫情改变自身处境。希望政府可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协调对接相应资源，或改造或指导。也可以给予一定补贴，有重点、分批次解决这类问题。

现在都在提产业协同，在陈龙看来，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把企业的上下游数据，各个部门之间数据，以及人与设备之间数据做到共享。 “在未来5G、大数据、云技术支持下，只有产业协调机制更成熟，才能为企业提供更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和应用，这需要政府协调、行业内企业通力合作。”陈龙说。

来源：工人日报工人日报记者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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